台湾在美国的游说(一):1950年代的“中国游说”
栏目:热点专题 发布时间:2022-06-30点击数:

在先前发表的《从“保卫台湾”到IPEF:美国对台政策变了吗》一文中,研究院详细解读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台湾对美国持续的游说活动确实会对美外交政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美国政客不顾中国反对、不顾可能损害中美关系也要访问台湾;为什么总有美国政客喜欢在其不擅长的对台政策领域发表言论;为什么有不少美国议员会在国会中推动亲台法案,哪怕这些法案观点偏激无法通过等现象--它们很大程度上正是游说的结果。

台湾对美国的游说可谓“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期间产生的“中国游说”(China Lobby)。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后没有停止游说。时至今日,台湾当局早已放弃以中国的名义游说,但是继承了国民党当局留下来的关系网络和游说工作体系,这套系统上达联邦国会,下通华人社区,可谓“神通广大”。研究院将分期梳理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游说活动,本期先从历史上的“中国游说”开始。


1. 何为“中国游说”

美国学者曾指出,“中国游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现象,主要指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帮助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台湾当局获取在美政界的影响力,乃至改变决策为目的的活动。以发起方来划分,“中国游说”主要分为2类,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台湾当局主导的游说活动,即由“中方”发起的游说活动,经费由国民党当局提供。另一方面是某些美国人出于各种目的自发地为蒋政府游说的活动

美国历史学者罗斯·科恩(Ross Koen)认为“中国游说”开始于1940年夏季,标志性的行动为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宋子文赴美寻求援助。1941年美国通过援助盟国的《租借法案》(公法:77-11),为盟国提供援助。宋子文成立了国防供应公司,负责从美国采购物资。为了疏通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国防供应公司雇佣了一批美国人做“顾问”,他们中有曾经在联邦电力委员会任职的威廉·杨曼(William Youngman)和怀挺·魏豪尔(Whiting Willauer)。宋子文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可以获知美国政府的内部消息。宋子文曾夸耀说美国国务院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在3天内他就会知道,可见消息灵通。后来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也来到美国加入了游说活动。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基本上是顺利的,因为美国和中国属同盟国。但是抗战过后,是否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内部有较大的争议。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认为国民政府腐败不堪,美国的援助都被倒卖,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必须“重新评估”。众议员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和乔治·本德(George Bender)认为国民政府属于法西斯统治集团,而且以寻求援助的名义敲诈美国,不值得援助。国民政府为了继续获得美国支持需要加大游说力度。

2. 国民党当局的游说活动

为了应对局势,宋美龄于1948121日亲自赴到美展开游说活动。她下榻孔祥熙在纽约布朗克斯的家中,每周召开“战略会议”,讨论部署游说工作。在她的主持下,游说的规模不断扩大。

在方式上,国民党当局延续了之前雇佣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办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当时美国的知名政治掮客威廉·古德温(William Goodwin)。19484月,古德温注册成为“境外代表”,为国民政府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作,年薪3万美元。在担任代表期间,古德温组织国民政府关于同美国官员、商人、银行家、媒体人聚会。1950年,古德温又成为中央社的代表,年薪25000美元。他的工作主要是向美国公众宣传国民政府,反击中共的宣传,组织国府媒体人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

他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19497月,蒋介石接到一份报告,表示由于古德温的工作,美国国会两党“关键人物”达成共识,决定不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且重新开始讨论对国府的援助。在古德温的影响下,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失误,对国府援助不力,以至于国府在内战中失败。在1950年的一次采访中,古德温表示他1年可以接触100名国会议员,并把其中50人转化为国民政府的同情者。他还自称为参议院麦卡锡的工作打下基础。

另一位代表性的游说人士是莱斯特·利特尔(Lester Knox Little,他是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在1943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督察。1950年,利特尔成为时任“财政部长”严家淦的顾问,月收入1000美元。

到了20世纪50年代,宋子文的国防供应公司变成了国际商业公司(Commerc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与国民党当局行政院供应局合作,继续负责从美国采购物资。国民政府在1950年成立了美国技术和军事顾问团(American Technical and Military Advisory Group),给国际商业公司拨款75万美元,专门负责雇佣美方人员的开销。公司雇佣了17位美国退役军官作为顾问,为首的是前任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库克(Charles Cooke)。顾问团需要利用在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的关系,为国际商业公司采购军事装备提供便利。

同时美军将领还需要为蒋介石当局在美国政界争取好感。19511019日,库克从台湾回到华府参加参议院听证会,他发言的主题是批判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当局援助不力,并呼吁立刻加大援助力度。然而听证会的原定主题是调查《内部安全法案》(公法:81-831)的执行情况,库克的发言可谓文不对题。历史学者科恩认为库克有机会发言本身就是游说的结果,就是为了让库克有机会在国会为国民党当局辩护。

除了雇佣个人,国民政府还雇佣公关公司。1950年,美国联合辛迪加公司(Allied Syndicates)注册成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境外代理人,全权负责公关工作,收取5万美元公关费用,以及1万美元活动经费(还能另外报销律师费)。公关工作的一项重点是与媒体和市民团体举行会议,以“对抗中共宣传”,旨在阻止美国承认新中国,冻结中国银行财产。

不过,国民党当局主导的游说活动弊案不断,成为腐败的温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方面就发现援助物质时常遭到贪墨。在内战期间,美国又发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经常倒卖援助物资,并用得到的利润继续在美从事游说活动,以期得到更多援助。与此同时,孔祥熙次子孔令杰俨然成为在美国雇佣代理人的头目。19518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指控空军驻美国代表涉嫌贪污公款2000万美元,涉案人员是毛邦初中将和他的助理向惟萱上校。国际商业公司牵扯其中,引起了美方的关注,遭到4个部门的调查。美方发现国民党当局企图大规模贿赂美国空军和陆军人员,以获得美国军方的支持,以及获取军事装备。

这一切都让杜鲁门政府十分不满,美国政府内部不断有声音表示要“放弃”台湾。但是在1950年代,游说的成果使得台湾得以避免这个命运。当然,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有国民党方面组织的“游说活动”,还有一些美国人自发组织的“中国游说”。

3. 美国自发的“中国游说”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代表中国,而且美国和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同盟,故美国国内一直有同情、支持国民政府的力量。虽然被称为“中国游说”,这些美国人不是支持中国这个共同体,而仅仅是支持国民党政权。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依旧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当局。

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利用反共议题推动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在美国属于保守势力,支持共和党,反对民主党人罗斯福、杜鲁门的中国政策,厌恶乃至于仇视共产党。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阻止,整个亚洲都会“沦陷”。这种情绪支撑起他们自掏腰包成为国民党当局的说客。

他们中的知名人物有媒体大亨亨利·卢斯,他创办了美国《时代》、《生活》和《财富》3大杂志。在卢斯的授意下,《时代》、《生活》杂志俨然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机器,蒋介石得以10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美国学者认为鉴于这些杂志本身在美国较受欢迎,卢斯每周可以影响到5000万读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纽约贸易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他用自己的财富支持创办《中国月刊》(China Monthly)和《平原说》(Plain Talk),专门为蒋政府做宣传。从1940年代开始,《中国月刊》就成了国民党支持者的宣传阵地。不同于《时代》杂志这样的严肃刊物,《中国月刊》会刊载阴谋论。在中国内战期间,对于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的情况,《中国月刊》认为这是杜鲁门政府支持不利所致。1947年《中国月刊》上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杜鲁门的前任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向苏联妥协“出卖”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的利益,这导致后来共产主义在中国扩张。从国会的档案记录不难发现,支持蒋介石的文章时常出现,这说明此类舆论影响力活动确实可以直达美国政治的最高层。

此外,科尔伯格作为美国人,可以合法地参加美国政治活动。通过政治献金,科尔伯格支持了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Owen Brewster)、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斯戴尔斯·布雷齐斯(Styles Bridges)等政客的竞选活动。这些人本来就属于美国精英阶层,在美国有较大的的话语权,都能够为游说活动发挥重要作用。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美国政府对于如何制定中国政策出现争议,出现“弃台派”和“保台派”。弃台派的代表是国务卿艾奇逊,当时杜鲁门政府倾向于放弃台湾,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会继续为撤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不会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台湾遭到进攻,美国不会干涉。保台派则以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罗兰德(William Knowland)和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为首,得到前总统胡佛、科尔伯格、卢斯等人的支持。

为了阻止美国政府“放弃”台湾,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游说”者联合起来向杜鲁门政府发难。科尔伯格等人散布阴谋论,说美国政府被共产党渗透,美国国务院内部有一批亲共分子。杜鲁门政府试图“反击”,国务卿艾奇逊称杜鲁门政府各有关部门会对“中国游说”发动调查,支持艾奇逊的俄勒冈州参议员维恩·莫斯(Wayne Morse)主导了国会调查,认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过由于“中国游说”本身的去中心化特性,调查没有结果。19506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游说”逐渐占到上风,杜鲁门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

在此期间,“中国游说”的支持者们还组建了不少影响力组织,著名的有“在美华人中国政策委员会” (American Chinese Policy Association)、“中国紧急状态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通过援助反共人士来保卫美国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Anti-Communist)和“100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One Million)。“在美华人政策协会”的主席正是科尔伯格,在活动期间印发了大量的刊物,在国会施加了不小的影响力。“100万委员会”由保守派活动家马文·利伯曼(Marvin Lieberman)于1953年建立。委员会发动请愿,要求白宫阻止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为了壮大声势,委员会征集到了100万人的签名,包括49名国会议员、12位州长、20位退役将领、14位宗教领袖,还有科学家、商人和前总统胡佛这样的老政客。《纽约时报》报道称纽约最著名的4个老兵组织被动员起来征集签名。时任总统埃森豪威尔接受了请愿,在195377日宣布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195412月,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成立驻台美军司令部。这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正式定型,不可谓不是“中国游说”的重大胜利。

4. “中国游说”的成果

梳理历史有助于理解现实。回到本篇开头的问题,为何总有美国人支持台湾当局?现在我们知道,鉴于“中国游说”的历史,他们要么出于意识形态支持台湾,要么收钱成为台湾的“境外代理人”。

“中国游说”有3方面的成果,首先是游说的直接结果,即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扭转了杜鲁门政府放弃台湾、接触大陆的倾向,让美国彻底走上了“反共保台”的道路。这是国民党当局和美国本土的“中国游说”人士共同运作的结果。

第二是利用大众媒体,改变了美国舆论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形成了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民意基础。科恩认为“中国游说”在塑造公众看法方面“非常成功”。而舆论又反过来形成政治压力。美国学者迈克尔·沙乐尔(Michael Schaller)称,到了1950年代末期,很少有政客敢于跟“中国游说”叫板。在这方面美国本土的“中国游说”人士贡献最大。

第三是国民党当局借着游说进入美国社会,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国民党的政要既要走上层路线,雇佣代理人,结识名流,影响政客同时国民党组织也尝试在美国社会扩张,走基层路线。国民党在旧金山有总部,在纽约、圣安东尼奥、芝加哥和波特兰有分部。截至1951年,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报告,国民党在美国有党员3825人。他们分散在华人聚集的社区,试图维持对华人的影响。国民党在美国还创办了2份中文报纸,分别是《少年中国》(The Young China)和《中国国民日报》(Chinese National Daily),试图干预华人社区的舆论。比起得到的援助,这些工作也很重要,为以后台湾当局的游说奠定了良好基础。